“步行街上的狗都不睡觉，更何况人？”在长沙黄兴路步行街上，总能听到主播们诸多夸张的表述，比如声称自己是长沙首富之子；榜一大哥（在直播间里刷钱最多的人）是坐拥千万资产的老板；或者自己脖子上的金链子是真的，在水里不会漂起来——这有可能只是玩笑。但有一点是真的，这里的人和狗，确实都不睡觉。

步行街建于2002年，在长沙市中心，是整座城市最繁华的地方。每个夜晚、每个周末，这里都挤满各地的游客，小吃店门口排起长龙——其中最热闹的就是两家网红店，卖奶茶的茶颜悦色和卖臭豆腐的黑色经典。

过去两年，黄兴路步行街越来越成为主播们青睐的直播地点。他们在这里开起直播间，步行街所在的天心区还开设了两个网络直播服务中心，其中一个就在步行街广场的中心，是一间红色小屋，屋门口有满墙的充电宝，一个饮水机，和速度不算太快的免费WI-FI。形形色色的游客为直播提供了互动的可能，而主播们也相信，当直播间定位在这里，就能被系统推送给更多用户。

步行街的店铺通常在午夜12点前打烊熄灯。行人渐渐稀少时，直播平台上的主播们登场了。

他们用三脚架支起手机、戴上耳机，手里拿着声卡，大声喊着，“家人们，开播了，上人了！”一个女主播带来一只泰迪犬，它贴着主人的脚踝前行，生怕被密集的鞋尖与支架挡住。

在6月上旬的一则视频里，B站up主“峰哥亡命天涯”称黄兴路步行街为“午夜狠活一条街”。不过后来主播们的活动范围进一步受限，缩到了步行街中心广场边缘的一家麦当劳门口。

狠活从午夜12点开始，直至第二天太阳升起、广场舞的音乐声响起，一刻不停。在6月24日凌晨的夜幕下，一个男人对着镜头，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连续喝掉两瓶可乐。他一边打着嗝一边继续咽，还要对着声卡道歉，“打嗝是没办法，我尽量喝完了。”

不远处，另一个男人俯在地上做“驴踢腿”——俯身趴在地上，两条腿同时向后弹起，如同驴马后踢；一个女人劈了个“一字马”，旁边的几个人则扶着膝盖，对着各自的镜头起起伏伏地做深蹲。

这些狠活大多是主播之间PK后的输家所为——一场PK时长5或10分钟，真金白银是唯一的评判标准，最终没有被财神青睐的那一方就要承担代价。于是整个夜晚，“家人们上上票，一人一个棒棒糖”的恳求不断响起。

一、传奇

这条步行街上的主播们坚信，每一瓶浇在头上的可乐、矿泉水或营养快线，都能让他们在这条职业道路上多走一步。这一信念背后有几个传奇的名字，比如“小晴天”。这是无论男女主播都佩服的人，据说她只有20岁，去年年底到黄兴路步行街上开播，在午夜过后的街道上，几乎每个人都能听到她拉票的呐喊声。

PK最重要的是愿赌服输。2020年岁末的长沙接近零度，雨后的广场上遍地积水，她输了，就往水坑里一躺，打滚，坐起来的时候头发上沾满了泥。还有“三合一”——她站在垃圾桶里，旁边的主播拿个盆，把酱油、醋和老干妈混成一盆，兜头浇下去，辣椒油顺着眼眶渗进眼睛，闭眼也不管用，眼泪跟着一个劲儿往出渗。

“我现在直播间里没有大哥，帮我的都是老铁，我现在都在发抖，”在去年年底的一场直播里，她向“老铁”们拉票，当时直播间只有一千多人。可就在短短10天之内，她的直播间人数稳定在过万，榜单上前十名的用户几乎个个都是40多级——在抖音上，升级到40级账号需要花费89万音浪，相当于人民币8万多元。其中的一半属于平台，另一半属于主播。

再后来，小晴天离开了广场，也不必在深夜上播，如今的她每天午夜12点以前就能结束直播。至于输掉一场PK的惩罚，也大多是跳舞，说几句认输，或者用眉笔往脸上写几个字——这是属于榜单前列的“特权”。

“她那都是‘情怀大哥’。”麦当劳门口的台阶上，说到小晴天的传奇，30岁出头的男主播小林满脸羡慕。情怀大哥，是指“单纯为了主播的人品”而刷钱的人，不图色、不图利。小林迄今还没碰上过情怀大哥——事实上，他只开播过两次，甚至还没多少粉丝。

小林原本投资了一家餐馆，拥有几十万的房子、车子，但在他对全现在的描述中，两年前，他的妻子伪造出几十万婚内债务，哄着他认下债，离了婚。短短几天之内，他卖了房，用自己分得的一半财产填债，一夜之间几乎身无分文。此时，以往用来消磨时间的直播间让他看到翻身的可能性，“那些大主播，几乎都年入百万，一场PK下来就有上万块可以拿。”

小林的看法与广场上的主播，甚至公众的看法一致，据传曾经一时风光的MC天佑年打赏收入高达2000万，而带货主播薇娅在2021年的新财富500富人榜里凭借90亿的财富首次上榜。小林每天从住处走到步行街，都会路过一排超跑——这是为了宣传虎牙上一位的主播。一个穿着红色礼服的男人站在车前，手里拿着印有主播照片的广告牌，上面标着直播房间号和粉丝数，455万。

但在日渐显著的马太效应面前，没人知道自己离这一排超跑有多远。根据2021年5月18日发布的《2020年中国网络表演（直播）行业发展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20年末，23个直播平台上的主播账号累计超1.3亿，大多数主播月收入3000至5000元。

于是主播们不得不想方设法玩出花样，而步行街就是他们认定的这条超车道。只有敢玩、会玩，才能有出头之日，这几乎是步行街上主播们的共识——这里没有“一线”，只有出头无望的小主播和风光不再的老主播，每个人听到“网红”这个词都会摇头，“我哪是网红，就是个主播。”

撑到凌晨三点，主播们的眼睛熬红了，嗓子也喊哑了，广场上的惩罚就越发加码——只要一方输的超过100票，相当于10元，惩罚就马上生效。于是，400票可以让一个女孩在内衣里塞两只冰棒；500票可以让一个男人抱住一个女人一分钟；2500票可以让一个女孩买一瓶矿泉水，猛喝一口，然后喷在对方脸上，结束惩罚。男主播对着镜头把刘海撩上去，“有口臭，”然后继续挑衅，“兄弟们，我要不要再跟她打一局？”

早上7点，广场上已然大亮，一个刚刚输掉游戏的女主播脱掉运动鞋，赤脚站在垃圾桶边，接受浇10瓶矿泉水的惩罚。

“可以了，会感冒的，再这样我就报警了，”旁边的一个清洁工试图阻拦。女孩没说话，地上剩下开了口的5瓶要倒了，她忙不迭地帮忙扶正。“这是我大哥花钱买的，一瓶不能少，”赢了PK的男主播说。

等10瓶水浇完，女孩这一天的最后一场PK才算结束。她把运动鞋放进手提袋里，小心地避开地上的槟榔残渣、烧烤签、烟头和不知名的碎屑，打赤脚一路走回家，一面开着镜头：“大家不用心疼我，我真的很感谢直播间的家人们……”

二、卡流量

6月的一个夜晚，小林和师弟水浪开始准备当天的直播。他俩坐在麦当劳门口的台阶上，小林从腰包里掏出一条拇指粗的金链子挂在脖子上，想了想，又掏出另一条戴上。接下来，他又掏出一把标着兰博基尼标签的车钥匙，一把标着“808”的房间钥匙，“等下说不定我可以拿着这把钥匙，去问女孩要不要开房。”

当然，两个钥匙都是道具，金链子则是塑料的，淘宝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。金链子几乎是主播们的标配，既显眼，又能为观众提供话题，“你这个一到水池子里就漂起来了，”几乎是每个直播间都能听到的调侃。

但这些都不过是调味品。步行街上无论男女主播，直播开始时的主角都是女性，男主播拍女性，女主播自拍。当用户不停上滑着路过各个直播间时，美女是最有希望让他们停下的元素——即便是不将镜头对准女主播的男主播，也往往会在广场上拍摄女性路人，并且不停发问，“兄弟们，这个漂亮吗？”

男主播们兴致勃勃地向女性搭讪，然后发起PK，直播间里播放出节奏欢快的音乐和笑声，短则一两小时，长则四五小时的直播像是一场漫长的游戏——而观众们的打赏，有50%进了平台的口袋。

上世纪40年代，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·布若威（Michael Burawoy）在芝加哥的机械工厂进行民族志调查，在这里，工人们参与以计件制为基础的赶工游戏。在这场游戏里，他们可以获得奖金和游戏胜利之后的成就感，让工人忘记了自己正在为雇主创造利润。

在世新大学博士生周孟杰等人所著的《网络里的甘愿劳动：秀场女主播的建制民族志研究》一文中，作者认为，秀场女主播们的工作也是这样的甘愿劳动——她们对工作的认可来自于理性思考，并且默认游戏规则，“她们不是身不由己，而是主动积极投入媒体文化产业链之中，而成为吸引粉丝视觉消费的数字劳工。”

但同意游戏规则是一回事，要践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在黄兴路步行街，并非每一个主播都能打开前置镜头，开始直播。

“好多人都有恐播症，不敢露脸，不敢出声，”小林迟疑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，“我们可能也有一点吧。”他把三脚架的螺丝拧松又拧紧，打开自己的直播页面看了又看。

当初他放弃室内直播而选择黄兴路步行街，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，到步行街上拜师学艺，但如今却挪不动步子——对于主播们来说，拜师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师傅带来大量粉丝，把人气刷起来。可小林就连把自己的直播链接发到粉丝群里，都觉得有些害臊。

就在小林拿着手机犹豫不前的时候，他的同行们已经打开手机，将镜头对准新来的女主播叶子。后者刚撑起自己的三脚架，广场上的男主播们就识别出了她的独特——她的胸是所有主播中最大的。他们马上围过来，几个手机镜头对准她的前胸，“来来，兄弟们，看这位美女。”

叶子过去做室内直播，“大哥”一天刷个几千块钱，带着直播间的热度一直往上涨。直播间里最多有一两万人，评论区里的互动问答不停地刷，后来“大哥”没钱了，说要歇一下，一歇就不知歇到哪里去了——于是，叶子来到广场，希望直播间的热度能起死回生。

叶子刚出现在镜头中，他们马上开始滔滔不绝地描述她的身材：“我现在才20多岁，看到她就已经腰痛了，等一下要去买六味地黄丸。”“美女，你这样一边要几斤呀？”“等一下我带着大家去摸一下。”有男主播用镜头扫过旁边另一位女主播，然后冲对方喊话，“你怎么就比不上人家？”

更多的男主播沉默不语，只是把镜头往前伸。“那样的主播都没有前途的，”小林分析说，这些不愿意开口互动，也不露脸的主播就算是有粉丝，也很少有人会来刷礼物。

他提到自己的师兄。那是个受够了工厂生活的年轻人，下决心通过直播改变自己的人生，他三番五次地恳求师傅，才被收入师门。

最初，他就是那些不愿出现在镜头面前的男主播之一，“每天四处走，拍这拍那，像我现在一样，”小林说，这样的日子师兄过了几个月，最多的一天只赚了3块钱。

对主播们来说，赚钱的需求会推着他们勇往直前。除非有封号的风险，否则他们几乎会满足直播间里“大哥”的所有需求。终于，某一天，师兄想开了，开始直接玩“污”的——亲，抱，做有性暗示的动作。“要是有大哥晚上喝多了，看到这样的直播间，就会进来刷钱，”小林猜测，反正从这一天开始，师兄再也没挨过饿，“哪一天都是吃得饱饱的。”

当然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被封号，师兄成了广场上被封号最多的主播，也是小号最多的主播。

在过去的几年间，对直播平台的管理日趋严格。2018年，今日头条与快手的主要负责人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约谈。快手App和火山小视频在安卓应用商店中被暂时下架；2020年，6月23日，虎牙、斗鱼等10家网络直播平台被多部门约谈，包括花椒直播在内的3家平台限期整改，整改期间暂停新用户注册、全面清理违规内容；2021年1月，抖音因传播淫秽色情低俗信息等行为受到行政处罚。

而平台也收紧了对主播们的管理。2021年3月到6月，抖音连续发布三期“卖惨带货、演戏炒作”违规行为处罚公告，第一期违规直播间446个、封禁违规账号33个，第二期封禁313个账号，包括24个超百万粉丝账号，而到第三期，有10个百万粉丝账号被永久封禁。